压抑与解封——从《自梳》看中国女性的极端反抗

一见钟情 2024-09-25 变频器 4 次浏览 0个评论

一、1938年与1997年的中国女性

《自梳》这一电影是以“自梳”为背景，讲述“自梳女”意欢和从良妓女玉环在1938年与1997年的故事。

意欢与玉环

电影采用插叙的叙事方式，开篇以阿慧的视角，引出已经步入老年的玉环形象。故事由阿慧和玉环两人踏上去顺德见意欢的旅途展开，在这过程中，玉环随着阿慧的感情发展，不断回忆起自己与意欢在1938年的故事。

老年玉环与阿慧

阿慧作为新时代女性，她是雷厉风行的、干练的，甚至可以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建筑届（至今仍是如此）拥有话语权；她畅所欲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性欲和爱，她看起来是如此地自由。反观意欢，她迫于父母逼婚不得不“自梳”，在缫丝厂辛苦赚取工钱养活自己、帮扶兄弟；虽然有心上人，却无法告于他人知，爱情一词讳莫如深，性之一字如洪水猛兽，无法言说。

这60年来，中国女性的地位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自由解放之路前进。

1）自由之路

如果说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女性毫无话语权可言，那么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推翻先前如“父权”政治制度、摒弃了原有父本位文化的中国，将女性问题推出历史表面，妇女精神解放达到前有未有的高度。但是并没有解放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无法将自由之精神贯彻于现实社会。

1937年，随着日本轰开中国门户，自鸦片战争以来便一直悬置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那柄民族沦亡的命运之剑，终于刺向中国大地。在战争的纷争和骚乱下，中国大地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面貌各异的三大地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它们分别汇集了民族的三重命运，也包括了因各种历史因素而不同的女性命运。

当时的广东，既处于沦陷的状态，又有解放军的驻扎。解放区的妇女，由于生产力的需要和当时条件的必须，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政治、经济权利。相反，沦陷区的民众受到日本“正规战”的侵害，与民族大众、国家前途、社会革命相隔绝，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批写个人、自我、爱情、两性关系的女性作家，脱离父兄意识下，女性作家在监牢中带着镣铐起舞，反而写出了一女性为主体的自由之诗。

一部分女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一席之地，可这种制度性的男女平等是在牺牲女性性别角色上得来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女性问题才真正现实性地被讨论，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与在历史、文化上的边缘化才逐步被大众重视。

2）自梳女——解放与消亡

“自梳女”产生于清朝末期，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古代未婚女子都会梳一条长辫子挂在背后，待出嫁时由母亲或女长辈将辫子挽成一团紧贴在脑后勺，称为发髻。立心不嫁的女子则需要履行一定的仪式来自行束髻，履行仪式后，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终生不可反悔，不可结婚，也不可与男性发生关系。

自梳的工具

意欢准备自梳

“自梳女”诞生于极端压抑的封建礼教社会。古时的女性完全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在社会、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没有经济收入（社会也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加之在家庭付出的家务劳动不被认可，女性根本没有话语权可言。清朝末年，即使广州地区的女性可以外出务工，但是仍然受三从四德的约束，要想逃离不幸的婚姻或是不愿意被父母逼婚，只能去“自梳”。《自梳》中的意欢，明明有心爱的人，却因为父母逼她嫁给别人不得不“自梳”，从此不近男色。可当爱的人就在眼前，可触可感时，汹涌的爱欲让她再顾不得其他，破了戒。事后玉环发现了，大声斥责她：“被人发现，你会死的！”因为一次两情相悦的性爱。

意欢父母阻止其自梳

意欢悲痛欲绝

为了死后有人祭奠，“自梳女”会买门头，花钱（包括自梳女要负责自己弥留期间的饮食、医药及身后费用，且遗产留给妾侍或庶出子女）和未婚男性假结婚，过门行礼但不与丈夫同寝，三朝回门后便长居母家不返。

大姐头准备“出嫁”（买门头）

“自梳女”因为社会的束缚和父权话语，需要压抑自己的性，需要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很可能是一辈子赚得的钱，换来仅仅是不结婚的自由。

大姐大和意欢在新郎家

《自梳》在叙述“自梳女”的故事时，将背景设定在四十年代左右，此时“自梳女”仍然存在，但是整个群体已经逐渐式微了，这却是一件值得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女性地位提高，女性不需要再通过压抑自己、饱受争议去换得婚姻的自由。

二、身体与性——展示与交易

电影可谓是把身体与性的"压抑"与"解放”展现地淋漓尽致。玉环还是陈耀宗的八姨太时，穿着锦衣玉袍，展现着自己曼妙的身姿，与后面粗衣棉袍，率性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耀宗为了生意可以将玉环作为商品与军阀交易——被动的、掌控在男性手中的性权利，与意欢、玉环两人相依相偎的、包含了浓情蜜意的性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玉环的前半生，与张爱玲笔下《第一炉香》中的薇龙何其相似。玉环愿意出卖身体去换取生存，或许还有更好的生活；薇龙则愿意出卖自己换钱，以便买到她所爱的男人的爱。事实上，“她”自己、“她”的身体，是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可以流通的女人的唯一资本。“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谈女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辛酸而无奈，不仅仅对于张爱玲是如此，对于当时所有没有话语权、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皆是如此。

1）被建构的女性身体

玉环成为陈耀宗（缫丝厂的老板）的八姨太后，陈耀宗带着她去和军阀谈生意，首先就是让玉环穿着陈家丝绸做的旗袍，给军阀跳了一段舞。一曲舞毕，军阀拍手称赞，陈耀宗笑道：“玉环跳的这么美，就是因为穿了用我们陈家丝绸的衣服啊。”

玉环跳舞

此时，女性的身体成为展现的工具，而旗袍这一服饰又勾勒出女性在父权社会的性别气质幻想。

身体都是被文化所建构的，但是相比而言，传统文化一般只把男性身体视为精神存放的躯壳，身体对于女性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女性身体受到的规训要大于男性所受到的规训，性别气质有着高度的标准化，也就是说，女性气质本身在很大意义上成为建构恰当、肤浅的自我陈述的问题。在过去，社会规范女性必须迎合的服装样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现在，即使没有社会的道德、舆论压迫，在媒体全球化的影响下，广告、资本通过各种途径，仍在潜移默化地暗示女性应当迎合的身体样态。

在玉环翩然起舞时，镜头一直追随着她，这是镜头的凝视，是男性的凝视，也是观众的凝视。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女性没有对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权，只能永远站在他人的凝视和判断之下。古往今来，无论是传统写实油画，还是现代影像镜头，对女性的凝视从未改变。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的身体和意识暴露在男性权威之下，父权社会从而对女性的身体进行社会建构，掌握对女性的控制权。

2）被压抑的性自由

陈耀宗为了谈妥这笔生意，将玉环献给了军阀。玉环遭受折辱回到陈家后，迎面碰上了陈耀宗其余7个姨太太。可笑的是，这些女人对玉环的遭遇不为所动，非但没有兔死狐悲的感同身受，反而出言讽刺，数度提起她妓女的身份。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玉环因为妓女身份被嘲讽了。

玉环无奈顺从军阀

玉环反击侮辱她的姨太

从原始时代至今，性交一直被视为女性为男性的一种服务，男性给予女性生活保障或者金钱作为酬谢。“自梳女”极力逃避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的嫁娶，本质上是一场交易——一场性交易。而“自梳女”买门头，则是一场以金钱换取性自由（也不是全然的自由）的交易。妓女这一职业的存在是很好的性交易例证。由于生理上的进取角色和社会上的领袖身份，男性占据主导角色，而正因为他是世界的统治者，他才会认可他的欲望，否认女性的欲望。男性认为自己的欲望是统治权的表征，而女性只是一件“物品”，她永远是被动的，也是可以被交易的。

男权文明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多少少地公开承认男性的性自由，而女性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和法律所允许的性行为，对女性是一种过失、堕落、失败和弱点。女性应该捍卫她的美德、她的荣誉，如果她“屈服”、“堕落”，像玉环为了生计卖身，或甚是遭遇侵犯，就会遭到轻蔑和唾弃。然而人们对于她的征服者，即使责怪，也混着钦羡。

三、自我与自由

整部电影在"压抑"后"解放"，完成了女性自我的自由。从修身旗袍到宽松棉袍，不仅仅是生活的选择，更是女性对于刻板性别气质的突破，全然不合乎权威男性认同的气质与样态。如果说玉环选择脱离男性视角是她做出的第一层突破，那么与意欢的欢好情爱就是她做出的第二层突破。

玉环与意欢同榻而眠

意欢与玉环相约生死共存

对于玉环而言，"性"从小到大都是一种工具罢了，像屠夫靠卖肉为生，她靠卖身体为生，可区别在于，屠夫仍是具有人格的人，她却成为了没有自我的工具。与男人欢好是一种交易。直到她遇到意欢，感受到了真正的情爱，没有利益、凭借自己自愿自发产生的性爱，使得她从交易中解放、从工具中脱离，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我人格意识，从自我边缘转变为自我中心，寻获到自我的自由。